福山出了新书，名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发布会上他简单谈及自己新书的一些论点。错过了去世的亨廷顿，好歹能见见福山的真人，将他讲的一些要点整理如下。

首先是国家（state），其次是依法制国（rule of law），然后是政府责任（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我就用民主一词代替，但实际上前者的含义更加广泛。国家在我的定义中就是权力的集聚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以便将力量集中于管治某一特定地域，重点在于凝聚权力并运用它。而依法制国则复杂得多，它依赖于机构的建立，也依赖于代表社群关于正义共识的一整套规则，而关键的一点是这套规则需要在国王之上。国家关于权力凝聚和运用，依法治国则在于限制这种权力，民主则做出更多的限制使权力符合社会公民的利益。

每个商学院这十年以来都在讨论中国和印度这一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其现行政治体制下能够以非常高的效率完成大型基建项目，完成三峡大移民。但印度不同，塔塔集团希望在班加罗尔以西建一个汽车生产厂，他们却遇到了工会组织、农民协会、诉讼、反对派议员，最后只能放弃。由此你能看出两国的巨大差别。

对这种差别，福山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一些人说，印度是由于英国的殖民管制所以形成了民主的传统，而中国的做法可能是和共产党的统治相关，这都是废话。如果你看看3000年的历史，那么对于这种差异就毫不吃惊了。中国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就作为一个统一的极权国家，而印度直到莫卧尔王朝才统一起来，且后来英国殖民统治也没有办法将顶层极权深入到印度社会，社会一直对极权存在抗拒心理。”

他认为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体制是由于先是国家这一支脚发展了，而且发展得过于强大以至于使其他两支脚无法正常成长，而现今的民主国家多是先发展出机构，为依法治国打下了组织性基础，然后国家才开始发展壮大。

“美国的外交政策错在试图在中东、阿富汗等地还没有建立起其他机构之前就想建国，缺乏机构作为依法治国组织性基础，这样产生出来的政权还是会走向专制，”他说。“丹麦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真正国家，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实行民主体制，腐败程度很低，好的政府管治。我们去索马里、海地，然后以丹麦为目标提供一系列援助项目，但结果很明显，离丹麦还远得很，甚至还比不上···肯尼亚，”他说。

对于欧洲如何发展到现今的民主社会，他认为欧洲是个奇怪的例子。欧洲的王朝统治其实是部落式统治，但它的结束不是哪个帝王所为，天主教会在其中其实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公元7、8世纪，教会建立了一套不同的规则，比如禁止离婚、禁止和几代以内的近亲结婚，这打破了部落统治的习俗基础，经过2、3代人之后欧洲开始有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不认为个人主义是工业发展的产物。

但是他也反问：依法治国是我们公认的好东西，但是在伊斯兰国家发展出来的规则是基于其传统，这种依法治国和西方熟悉的那种法律有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能否接受这种差别的存在还是个疑问。

中国的走向到底会如何他也不知道，美国认为如果你不敢质疑权威，你的国家就不会产生硅谷这样的地方，但中国正试图证明就算不质疑权威也能搞个硅谷出来。

发展都觉得是好事，但发展也被认为是带来冲突的原因（这似乎是亨廷顿的观点）。革命不是穷人弄出来的，是有了发展的人群搞出来的。比如在非洲某国的部落，国际援助项目教会当地年轻人读书识字，但几十个酋长不干了，说年轻人现在会识字了就开始蔑视酋长，而且更重要的是，部落的习惯是随身佩刀。